汪曾祺笔下的诸多人物，颇具仙风道骨，有的还侠肝义胆，他们会将你带进适性自然、物我两忘的至境、化境。
1991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运河上
但汪曾祺本质上仍然恪守儒家精神：一群书生，穷困并不潦倒，食不果腹，电灯费都交不起，仍然一烛为度，嚼野菜而读诗书，高谈阔论，臧否世事（《老鲁》）。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应付艰难生活韧性十足，治印卖花兼课办书展，贴补家用；教授夫人制作童装，代织毛衣，集资做西点，设摊出售；学子们则加盟各行各业，四处兼差。逆境之中儒雅不再，还有蔡德惠式的学子，勤奋读书，传承着中国知识分子以陋巷箪食瓢饮为乐的品性（《日规》）。他写出了这群儒生安身立命之本：做人的“格”，做人的“骨”，做人的“气”。
汪曾祺的作品中，从文人雅士到贩夫走卒，从殷实富户到升斗小民，你很难见到他们介意外在环境的恶劣而诅天咒地，而愤世嫉俗。人物的孤独是淡淡的，凄凉是淡淡的，苦涩是淡淡的，欢乐也是淡淡的。欢乐的日子犹如熟藕飘香（《熟藕》），哀伤的日子一场号啕大哭之后，卖唱的还去卖唱（《露水》），打豆腐的还去打豆腐（《辜家豆腐店的女儿》）。
淡淡的日子就用淡淡的，与生活与人物相和谐的叙事节奏娓娓道来。他说：“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入胜”，“唯悠闲才能精细”。气势恢宏的风格，铁马金戈的场面，恐不宜用这样的叙事节奏。
汪曾祺随意挥洒生活的幽默，以冲淡生活的苦涩。写西南联大师生抗战中的困窘艰难，皮鞋穿到底破见洞，“一位老先生为此制了一则谜语：‘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鸡毛》）。布鞋露出脚趾与后跟，戏称“空前绝后”（《日规》）。这份对生活的幽默态度，为灰色人生罩上一层柔和的金光。幽默把本来可能推向端点的喜与悲，统统化作了“淡淡的”情怀，一派“蔼然仁者”之风范。
汪曾祺喜欢那些在平淡日子里自得其乐的人们，并表现出对他们的由衷欣赏：卖果子的叶三，风里雨里，水路旱路，贩瓜卖果，为生计奔波，还有闲情逸致，交画家朋友。耳濡目染间成为一个不俗的“鉴赏家”（《鉴赏家》）。大淖里的挑夫，家无隔宿之粮，却能粗茶淡饭吃得喷香，女人们插花戴朵美美地装扮自己，调笑戏闹间生出好些粗俗的快乐（《大淖记事》）。流淌在汪曾祺笔下的，大半就是这种淡淡的，却是滋味醇厚的日子。
汪曾祺所画的《昆明猫》
淡淡的日子中也有罪恶，有残暴，有逆境，有苦痛：譬如医生陈小手救了两条人命却被团长打死。譬如十一子被保安队打得只剩一口悠悠的气。譬如跳芭蕾舞《天鹅之死》的白蕤的遭遇和玉渊潭上的“天鹅之死”……但汪曾祺更愿意沉湎于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沉湎于善良、温馨以及弱小者的相濡以沫。
我们进而深究汪曾祺小说选择“淡”为基本色调的原因：
“淡淡的”之于汪曾祺，是充满乐观主义的整体性观照世界的宇宙观。这样的“淡”，幻化作典型意象，那就是———南京城外赶驴子的小姑娘，“光着脚巴丫子，戴得一头花”。（《老鲁》）
“淡淡的”之于汪曾祺，是人道主义的对人的关怀与欣赏。这样的“淡”，幻化作典型意象，那就是———顶着十二个戒疤的小和尚明子与村姑小英子，欢快地把船划进了芦花荡。（《受戒》）
“淡淡的”之于汪曾祺，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相结合的审美情致。这样的“淡”，幻化作典型意象，那就是———大淖里，以粗话骂人，开粗俗玩笑，干粗笨活计的姑娘媳妇，以她们独有的装扮：扎大红头绳，发髻边插花，旧衣服，新托肩，光脚穿草鞋，用凤仙花染红脚指甲。“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大淖记事》）
汪曾祺的“淡”，是东方式的宽容和通达，是适其人性和适其自然，是对外物优美的敏锐和对内在诗意的张扬。“淡淡的”滋味，实在不是整体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留给人们的回味。正如汪曾祺自己的评价：“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