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酒精依赖的发病率比抑郁症更高。嗜酒者用三个词形容它：不可治愈、逐步恶化、足以致命。但这依然是一种不为公众所熟知的疾病。
主笔/徐菁菁
（插图 老牛）
“我是病人”
不久前的一个周五晚上6：30，我按响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二层病房的门铃。在我的想象中，精神疾病医院的病房应该是压抑、紧张的，但推开门，眼前的热络情形全在我的意料之外。病区不宽敞的走道里，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正在踱步寒暄，时不时还有更多的人推门进来。临床心理科的会议室临近走廊尽头。不大的房间几乎被一排长桌塞满，一些人已经坐定，插科打诨，聊得热火朝天。坐在长桌最里头的闲航示意我找地方坐下。即将开始的是一场A.A. 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小组会议。
14年前，闲航在北医六院的病房里住了80天。2005年11月底，酗酒20多年的他决定戒酒。第二天，他在迷迷糊糊中醒来，鼻腔大出血。第三天，他出现幻听、幻视。幻觉带来的巨大恐惧感驱使他跳了河。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躺在天坛医院的病床上，身边守着两个警察——他们以为闲航是一场刑事案件的受害者。在天坛医院，闲航的病历本上写着“无名氏”。因为直到他转院确诊，被医生们进行药物干预之后，他才想起自己是谁、家在哪儿。在北医六院，医生们告诉他，他得了一种病，叫“酒精依赖”。
“第一次听说是病，我只觉得喘了一口气，心里一下子松快了很多：原来我不是道德败坏！”在这之前，闲航一直认为自己是“没羞没臊”“品质败坏”“意志力薄弱”之徒。因为喝酒，他打伤过人，蹲过监狱。2003年，母亲肺癌去世前，他说是陪母亲，其实在“肆无忌惮”地喝酒。他送母亲到离家200米的医院输液。趁着输液的空当，他必须跑回家“嘟咕嘟咕地喝上几口”。回到医院，他心急火燎，一心等着输液瓶见底，赶紧去叫护士换上新的，好再回家接着喝。闲航至今也想不起来2005年11月28日停酒前的将近5个月时间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他唯一记得的，是2005年7月父亲去世后，他回到空空荡荡的家里，看到他囤着的四箱酒。
“四箱酒”有一个“典故”。曾经有一天，闲航半夜起床上厕所，发现家里只有两三瓶啤酒，心里一阵惊慌，汗如雨下。顶着冬夜的严寒，他踉踉跄跄地在街上走了一刻钟，拦下一辆车，去了一家五六公里外的24小时便利店。“一进去我就扑倒在货架上，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瓶先喝起来。”便利店里一个排队结账的人都没有，但是他忍不了。那一口酒下肚，“心里头的烦躁都没了”。从那以后，闲航永远在家里准备四箱酒，但凡喝完了一箱，马上打电话叫人补上。
被送入医院的时候，闲航什么都忘了，只记得送酒人的电话。这个电话维系着他生活里的唯一主题。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了白天黑夜。“我一睁眼，如果天是亮的，我就趴在窗子上看太阳。我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也不知道现在是黄昏还是清晨。我不关心任何事情。哥哥姐姐都已经离我远去。前妻带着孩子，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可以十天半个月一口饭不吃。只要有那口酒，我就可以如行尸走肉般活着。”
如果不是因为前妻实在脱不开身，只能通知他去幼儿园接孩子，一身酒气的他被老师质问，激起了内心残存的羞耻，闲航不会想到戒酒。如果不是跳河后被陌生人发现，意外地死里逃生，闲航也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我见过各种原因喝酒喝死的，多了去了。”在A.A. 嗜酒者互诫协会的现场，坐在我身边的会员齐胜说，“一说毒品依赖大家都知道，一说酒精依赖大家就不知道了。”
正如齐胜所说，在此之前，我知道喝酒过量会伤害身体，但并不知道“酒瘾”是一种需要向精神科医生求助的疾病。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迟勇告诉我，根据国际上的最新分类，11类精神活性物质被认为是成瘾物质。“首先是酒精；第二类是苯丙胺类，原来叫中枢神经兴奋剂，比如摇头丸、冰毒；第三类是咖啡因；第四类是大麻；第五类是可卡因；第六类是致幻剂；第七类是吸入剂，这包括尼古丁，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油漆、胶水也有成瘾的作用；第八类是阿片类，包括海洛因、吗啡等镇痛药物；第九类是苯环己哌啶类，比如我们临床上镇痛使用的氯胺酮；第十类是镇静催眠剂；第十一类为其他类别，包括合成类固醇、笑气等。”
这些物质中，既有我们视如洪水猛兽的各类毒品，也有我们日常许多人都主动使用的酒精、咖啡因和尼古丁，它们之间似乎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红线。但在医学的世界里，事实并非如此。
神经心理学认为，在人类大脑的底部，腹侧被盖区、内侧前脑束、伏隔核、中隔、丘脑和下丘脑，这些互相连接的脑区组成了奖赏回路。大脑神经元里储存着一种叫多巴胺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在协调大脑的奖赏回路时起着核心的作用。当含有多巴胺的神经元被激活时，多巴胺就释放出来，与另一种目标神经元的多巴胺受体结合，人就能产生愉悦的感觉。多巴胺与受体的结合不是永久的，因此愉悦感通常是短暂的。只有当它再次被激活时，人们才能再次体验到愉悦。这个奖赏系统是生物体在不断适应外界环境，维持机体存活及种族繁衍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吃高糖、高脂食物时会产生欣快感、在性爱高潮中能有如痴如醉的体验。
大脑的奖赏回路并不是为服用药物而进化的。然而，尽管各种精神活性物质的起效机制不尽相同，它们最终都会作用于大脑，增强奖赏回路中多巴胺的活性。乙醇的分子相当小，能轻易而快速地被人体吸收。酒一旦下肚，便进入密布着微血管的胃和小肠，能立即进入血液中。酒精分子搭乘血液流到全身各处，它在身体内分布得相当均匀，但因为在同样时间内，心脏泵入大脑的血液量特别多，加上酒精能够溶解于脂肪，大脑脂质对酒精的吸收力相当好，因此大脑是受酒精影响最快、最显著的区域。有研究显示，普通的自然奖赏物质能够使多巴胺水平增加20%～50%，酒精和尼古丁能够超过这个水平，可卡因、海洛因的急性作用则可以使之增加100%～400%。从这个意义上说，使用酒精和尼古丁与使用毒品并没有本质区别。所有的物质依赖都被视为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病。
医学界对成瘾的关注从各大医院的举措中可见一斑。2018年6月，北京安定医院正式成立成瘾医学门诊。同年10月，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立了成瘾医学中心。医生们接触各种各样的患者，他们普遍观察到，近些年来看成瘾问题的病人越来越多，其中新型毒品成瘾的人群日渐庞大，但从规模上而言，“酒瘾”从前是，现在是，未来也将是最大的问题。找迟勇看病的成瘾患者里，一半被酒精困扰。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二科主任牛雅娟掌管的3病区有60张病床，多一半是戒酒者。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二科主任牛雅娟（王旭华 摄）
“我们看到的病人群体肯定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群体都还没有来看病。”牛雅娟记得，有一次，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针对农村的频道做节目。电话互动环节异常热烈。打进电话来的一般都是年轻人，都感叹说听了广播才知道家里人的“酒瘾”原来是这么回事。
酒精成瘾在医学中的正式称谓是酒精依赖。迟勇告诉我，现在公众对抑郁症的关注很多，但事实上，酒精依赖在我国的发病率要高于抑郁症。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了我国首次大规模精神障碍疾病流行情况调查结果。我国抑郁症患病率达到2.1%。而根据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酒精与健康报告》，2016年，中国酒精依赖的患病率为2.3%，如果分性别计算，男性的发病率更是高达4.4%。
更值得注意的是，酒精依赖的患病率依然可能持续上升。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在全球范围内，饮酒普遍呈下降趋势。但是，中国人均酒精消费量在2005年、2010年和2016年分别为4.1升、7.1升和7.2升，增幅76%。中国终身戒酒率从2005年的50.9%下降到2016年的42.1%。
越来越多的人在喝酒，人们也在喝得越来越多。这或许是酒精“猛于”其他成瘾物质之处。《成瘾医学》一书指出，一种成瘾物质从开始出现到最终成为影响人类健康问题的认识，基本上经历“获取快乐的奢侈品、‘治疗’疾病的药物、败坏道德的魔鬼、意志力薄弱的表现、慢性复发性疾病”五个阶段。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沉迷于鸦片的美妙感觉。几乎每个英国人都在他们生命的某一段时期服用过鸦片，用于治疗发烧感冒、头疼脑热、呕吐腹泻、失眠多梦。1884年，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推荐亲朋好友使用可卡因作为酒精与吗啡上瘾之替代药品，并写出了一篇叫《古柯颂歌》的论文。但如今，可卡因等成瘾物质早已为全社会视为毒品。
在中国，人们普遍对临床药物可能造成的成瘾也非常警惕。迟勇在门诊会遇到一类病人，他们称自己长期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担心会成瘾，但事实上这些药物根本不是成瘾物质。我跟着牛雅娟出了一次门诊，来看各种精神障碍疾病的病人会小心谨慎地记录各种药物的用量。一位母亲几次提到女儿服用治疗失眠的药物已经有一个月，忧心忡忡询问需不需要减少剂量，会不会产生依赖。
一种成瘾物质的可获得性是决定它能够造成多大成瘾规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美国，医疗人员的药物滥用率是所有专业人士中最高的，这并不是偶然。从这个角度看，酒精、尼古丁和咖啡因具有其他物质无可比拟的“优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李冰观察到，由于公共政策的调整，比如卫生宣传、不再允许香烟广告、在公共场所禁烟等等，这些年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再吸烟，尼古丁的危害大大减小。但在中国，还没有出台任何针对酒精的政策。在年轻人中，喝洋酒成为一种普遍的潮流。
当许多成瘾物质因为法律和公共卫生宣传被公众普遍视为“禁品”，酒依然“逍遥法外”。和许多酒精依赖的患者一样，闲航对于喝酒的记忆来源于父辈。父亲从事野外勘探，常年在大山深处工作。闲航记得，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也没有电视打发时间，连收音机都收不到信号。大家在一起，除了侃大山吹吹牛就是喝酒。每次父亲回到家，呼朋引伴招待客人，一定是无酒不欢。“而且必须得让客人‘喝好’了，不然就是招待不周。”父亲会把闲航抱在怀里，也拿酒逗逗他。“打小我就觉得，男人喝酒天经地义。”
这所有一切，使酒精成为“隐形”的杀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16年中国有6.1%的男性和1%的女性居民死于酒精相关疾病。我们依然未对此做好准备。世界卫生组织药物依赖和酒精问题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郝伟告诉我，中国人均酒精消费量这个指标增加的速度已经没有10年前增长得那么快了。“我觉得快要到顶了。但是，从大量饮酒到酒精成瘾，大多数人要经过10年时间，这意味着，我们酒精依赖的患病人群还会再继续增加，”郝伟说，“在日本这样一个规模的国家，就有五六十家戒酒的机构，我们目前的治疗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的。对大量酒精依赖的患者来说，第一，由于观念的问题，他们不知道自己病了；知道不对劲，也不知道去看什么；再者，找到合适的医院也非常费劲。我们全国从事成瘾医学的医生也不过一两百人。”
A.A.嗜酒者互诫协会会员H先生戒酒300多天。来参会的前两天，他刚和同为酒鬼的哥哥通了电话。“他已经出现了心衰、肾衰、谵妄。他说不喝了，以后专心种种花草。我告诉他，这种病根本不可能靠个人来治愈，可他不相信。”“太多人不明白这个病了！”戒酒14年，闲航感慨，“直到今天我的哥哥还认为，我能够戒酒是因为我的意志力足够坚强。”
牛雅娟和同事们把诊室那么大的一间房子弄成了一个酒馆的样子，给患者做线索暴露治疗（王旭华 摄）
魔鬼的吸引
几乎每个成年人都有饮酒的经历，但只有少数人会发展成为酒精依赖。正因为如此，无节制的饮酒在各种文化中都普遍被归为个人道德意志问题。事实上，“成瘾”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理心理过程。
一个周三下午，我和牛雅娟出了一次门诊。一位来复诊的年轻人正在戒除可待因。可待因是一种甲基吗啡，能镇痛、止咳，直接抑制延脑的咳嗽中枢。而这位病人获得可待因的途径是服用止咳糖浆。牛雅娟叮嘱他，除了含有可待因的东西，不要轻易尝试任何成瘾物质。“止咳糖浆里的可待因成分是非常微量的，一般人根本无从感知，你却能够‘嗨起来’。我们的大脑可能对很多物质都会产生依赖，但有些人会特别敏感。”
人们对于成瘾物质的反应存在个体差异。事实上，即使是成瘾性很强的可卡因，也只有15%～16%的人在首次使用10年内对其成瘾。大部分人初次使用药物，多感到难受，但另一些极端的个体会在初次使用之时就有欣快感。酒精也一样。迟勇告诉我，遗传是酒精依赖的影响因素。有一些家系研究发现，有酒精使用障碍的家庭，其饮酒的子女最终发展成酒精依赖者的危险性要增加2～7倍。
A.A.会员李文是一个东北女孩，她形容自己是“天生的酒鬼”。刚刚生下来七八个月还没有断奶的时候，家里大人拿酒给她尝，她不但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哭闹抗拒，喝完了还表现得很高兴，以至于家里人纷纷称赞她果然是“我们家的姑娘”。高中的时候，李文曾经把班里一米八几的东北大汉喝得躺倒在马路牙子上。作为“一个挺了不起的事迹”，这个梗多年来都在同学会上被反复使用。我很难理解李文对酒的感受。酒似乎从未带给我明显的快乐。即便是啤酒、甜酒等度数极低的酒类，我只要喝上一小杯，就会被潮红、心跳过速、头疼和眩晕感淹没。
对基因的研究能够帮我们理解这种差异。与酒精使用障碍相关的遗传学危险因素涉及很多基因。其中与酒精代谢相关的基因乙醇脱氢酶（ADH）和乙醛脱氢酶（ALDH）的作用最为显著。酒精主要在肝脏中经乙醇脱氢酶水解成乙醛，再通过乙醛水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乙醇脱氢酶在基因编码上的一种变异会使得一些人身体的乙醇代谢率远远高于其他人。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多个亚洲人群的研究中显示，由于快速代谢乙醇，能使得发生酒精使用障碍的危险度降低2～8倍。类似的，乙醛脱氢酶基因的一个变异，会使得它的活性丧失。携带这种变异基因的人群，由于血液内乙醛无法继续分解，即使少量饮酒，机体也会出现严重的不适反应。这些不适反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大量饮酒，降低了发生酒精使用障碍的危险度。
成瘾的复杂之处在于，基因并不能解释一切。日本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些人即使对酒精有不适应反应，仍然能够发展成为酒精成瘾的患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压力增加是导致其饮酒的主要原因。闲航记得酒精当初对他的最大吸引力，是在喝酒后他能够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个人。闲航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家里受宠，为所欲为，同时，他性格里又有懦弱胆小的一面。在外面和别的孩子玩，受了欺负，母亲不为他出头，他便想方设法讨好小伙伴。青春期，他最羡慕和崇拜那些站在学校门口抽烟的大孩子，他们好像是那个小小社会的中心，能够随心所欲。成年后，闲航发现，喝完酒之后的自己口若悬河，仿佛是所有社交场合的中心人物，那种感觉一下击中他的内心，让他非常享受。
心理咨询师牧歌接待过不少成瘾人士。她的观察是，成瘾问题大都跟依恋关系有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缺失的、断裂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与物品建立稳定的关系。从婴儿的角度更容易去理解一点。一个宝宝需要喝奶的时候，如果妈妈不在，周围人只丢给他一个奶瓶，他感觉到没有任何人去关注他，那么他寻求满足的对象就不再是人，而是那个物品。”
物质依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共病。迟勇告诉我，在他接诊的酒精依赖病人中，至少有2/3的人有严重的情绪问题。“有些病人一开始在因为酒精依赖接受治疗，最早他们表达不出自己的根本性问题。当酒精依赖治疗到一定程度，建立了良好的医患沟通之后，我们挖掘他的病史，才发现，他实际在很多年前就患有抑郁症。每当抑郁发作的时候，他就借酒消愁。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一旦我们被成瘾药物带来的欣快感吸引，并不断追求这种欣快感，就很可能进入成瘾的圈套。耐受性是医生们判断成瘾的重要诊断指标。由于大脑奖赏系统每天受到成瘾药物的刺激，开始学会“期待”这种人为刺激。嗜酒者、甲基安非他命上瘾者、海洛因上瘾者的大脑都表现出相同的生物化学特征：它们拥有低水平的多巴胺受体。为了不断阻挡多巴胺，接受它的细胞自然就试图关闭了。所有的嗜酒者都会发现，为了找到最初的感觉，他们对酒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停下来。动物实验表明，多巴胺活性只在血液中酒精浓度上升时才会上升，因此，开始饮酒时，你能感到愉悦，一旦酒精浓度不再上升，这种“多巴胺高潮”立即消失，这会促使你饮用更多的酒，来追高快乐的感受。
俄罗斯某教堂里的毒瘾、酒瘾康复中心内，牧师协助患者们康复
为了应对摄入体内的药物，机体会自动进行调节，使个体处在一个新的稳定状态，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和生化过程。就像当人体从1000米海拔的地区进入2500米以上海拔的地区，低氧会刺激机体进行适应性改变。为了维持稳态，体内需要药物的存在。随着药物的代谢和排泄，不平衡产生了，而肌体必须重新调节自己。如果长期、反复、大量使用药物，一旦停止用药，身体很难重获正常的生理平衡。于是，成瘾者出现了“戒断反应”。
在门诊，牛雅娟会让复诊的病人伸出双手，他们颤抖的手说明他们正处于戒断反应之中。通过卫生宣传和影视剧，人们大都知道，毒品戒断的过程极为可怖，而酒瘾，似乎意志坚定一些，在家中熬上几天就可以解决。牛雅娟说，这被称作“干戒”，这是医生们最担心的一种情况。
牛雅娟接诊的一些病人已经有几十年的酗酒史。有一个内蒙古来的病人，每天要喝掉4斤白酒。这些病人不喝酒的时候，戒断反应会非常严重。牛雅娟常常在诊室里，看着他们在眼前出汗、颤抖。因为他们早晨喝完酒再来看病，其间已经隔了一段时间。有的人几个小时不喝就会有戒断的症状出现。有一次，一个患者拿着检查单去抽血，癫痫大发作，直接倒在了抽血的地方。在没有医疗监护的情况下，这些戒断反应可能有生命危险。当初导致闲航跳河的幻听幻视在医学上称作“震颤性谵妄”，是戒断的重症反应之一，临床死亡率高达50%。
即便不会置人于死地，戒断反应也会将成瘾者以另一种方式逼入绝境。迟勇说，酒精依赖的病人起初喝酒是为了增加愉悦感，但后来，他们会为了减少断酒的痛苦而喝酒，进入一种不喝不行的境地。成瘾者的共性是会存在“强迫性觅药”，为了获得药物失去自我控制，不顾一切后果。“咱们一般老说是意志薄弱，实际不是这样。”
许多成瘾者在清醒后都无法面对自己在找酒时的荒唐举动。A.A.的会员大都有去熟悉的小超市赊账、偷家里的钱买酒的经历。A先生说：“在没钱又不熟悉的小卖部，我会先把酒拿到手里，迫不及待地拧开盖子喝他一大口，再告诉人家：我没有现金，手机你要不要？现在想来我疯了，为酒疯了。在酒面前人挡杀人，神挡杀神。”
死亡也无法抵御酒精对成瘾者的吸引力。2006年，李文最亲近的舅舅去世。舅舅死于酒精依赖，去世的时候七窍流血。李文在葬礼上看到了那种场景，陷入到一种巨大的恐惧中，“因为我就知道我肯定是跟他一样的人”。每天晚上，李文都会梦见床往下沉，床下伸出手臂来，抱住她往下拉。即便如此，她停不来。有天在公司宿舍，半夜3点钟醒来，李文满屋子找酒，翻出了前同事留下的两斤牛栏山二锅头。她倒了满满一纸杯子，仰起脖子倒进喉咙。那个时候，她的胃已经不能接受这种烈酒了，本能想要呕吐。“我的脑子就想，我绝对不能让酒吐出去，我的身体如果不吸收酒精，这后半夜又没有办法，那就太恐怖了。”李文用手捂着自己的嘴，逼自己一点一点把酒咽下去。“就像你要毒死另外一个人，那人还在挣扎，然后你就捂住他的嘴，不让他把毒药吐出来。”后来李文看《拯救大兵瑞恩》，对一个近身肉搏的场面印象深刻。一个人拿一把尖刀，把另外一个人压在身体下面。下面那个人就没有办法抵抗，眼睁睁地5看着那把刀就刺进自己的心脏里面，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5年12月05日，安徽省蚌埠市，唐教授到戒酒男子张瑞家中看望他，张瑞属于典型的“酒精依赖症”
身瘾，心瘾
我和牛雅娟出诊这天，来医院的都是复诊病人。他们几乎都是年轻男性，戒酒时间普遍不长，有些甚至还在急性戒断期内。和对“酒鬼”的一般想象不同，每个人都谦和有礼。但牛雅娟记得他们初诊时候的样子。他们都是被家人带来的，带着抗拒和不满，眼神里都是“怨恨”。老谢是当天来复诊的年龄最长、戒酒时间最长的患者，已经一年，他精神矍铄，满面笑容，十分健谈，让人很难把他和一个饮酒几十年的“酒腻子”联系在一起。回忆起过往，老谢自己也意识到，他原本是一个开朗、内心平和、有责任感的人，但酒精成瘾后，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孤僻，常常感到事事不如意，喜欢怨天尤人。
所有的酒精依赖者在戒酒前后都判若两人。研究显示，酒精会严重损害成瘾者的心智能力。大脑表面曲折、凹凸不平的部位被称作皮质。这个部位赋予我们意识，并控制了大部分的心理活动。额叶是皮质中特别脆弱的一区，它如同大脑其他部位的管理者，负责监测并帮助协调其他皮质叶的活动。它使我们得以整合各项心智功能，以解决复杂问题、提出行动计划并加以判断、执行。影像学的证据显示，饮酒能够导致皮质特别是额叶体积的萎缩。有调查显示，高达70%的酒精相关问题治疗者，他们的记忆、抽象思维、解决问题能力、注意力与专注力、情绪感知能力都会遭受严重的损害。停酒之后，大脑会逐渐恢复，但慢性重度嗜酒者的大脑功能并不能康复如初。
值得庆幸的是，酒精脱瘾早已不是现代医学的难题。严重的酒精依赖病人一旦住院，牛雅娟会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逐步替代酒精，帮助他们实现脱瘾。苯二氮卓相当于海洛因戒毒者使用的美沙酮。医生们能够控制戒断反应，逐步修复病人身体受到的损伤，也将进一步诊断和治疗病人的情绪障碍共病。
许多经过治疗的酒精依赖病人都会有重获新生的感觉。然而故事并不是这么简单。在牛雅娟的门诊，我感受到了一个大夫的满足和失望。在接诊了好几个状态很好的复诊者之后，牛雅娟高兴地告诉我，下一个就诊的男孩情况也是不错的。“小帅哥又来了。”她热情地和推门进来的病人打招呼。但我很快意识到气氛不对。年轻人低着头，并没有热情地回应寒暄。他告诉牛雅娟，春节期间在国外旅行，他走进一间超市买下了一瓶酒，“没想太多，咣当咣当就喝了下去”，不但因为醉酒去了医院，还弄丢了护照。这并不是唯一一次破戒，回到北京，他又喝了三次。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毒品的复吸率非常高，但很少有人知道，酒精依赖病人的复饮率同样高达75%～80%。另一个更常见的误区发生在不计其数的患者身上。A.A.会员A先生在医院戒酒半个月后回到家，成功停酒三个月。“我完全放下心来，试想，一个能够做到三个月滴酒不沾的人，他喝酒能有什么问题呢？”他坚信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样有节制地喝酒，于是决定开瓶庆祝。结果，两年后，他由于酗酒产生的谵妄再次入院。
“酒精依赖的病人在戒断之后要做到终身滴酒不沾，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李冰说，“因为到达这种程度的成瘾，他们大脑代谢的改变是永久性的。即使不喝了，代谢依然是敏感的，一旦再沾酒，立刻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这是生物学上的改变。”
终身滴酒不沾，意味着嗜酒者必须和巨大的心理渴求抗衡。对于物质成瘾的这种心理依赖，人们尚未找到一个明确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物质成瘾是一种能够持续终生的病理性学习记忆过程。大脑对成瘾物质的学习、记忆远较普通的学习、记忆强烈且持久。成瘾患者往往有多次摄入成瘾物质的经历，受到多重感觉线索及特定场景、人物、语言等信息刺激。一旦这些刺激再次出现，就会勾起他们对成瘾物质的渴望。
去年，牛雅娟和同事们在病房建了一个线索暴露室。“我们把诊室这么大的一间房子弄成了一个酒馆的样子，给患者做线索暴露治疗。第一个阶段我们让患者看图片，都是一些和酒相关的东西。第二阶段给他们播放喝酒场面的视频。第三阶段让他们接触酒杯酒瓶。第四阶段是让他们面对真正的酒。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渴求是增加的，但之后会对这些诱惑变得更有抵抗力。”
但这并不足够。一方面，线索暴露室只能覆盖有限的线索；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情绪变化也都可能成为复饮的导火索。老谢戒酒一年，每个月都会如约而至。这回他和牛雅娟聊了搬家的事，邀请她有空去做客。牛雅娟和她的病人很熟。每一个来复诊的病人她都记得他们第一次来是什么样子、谁陪着来的，上一次就诊时曾经说过什么话、是不是剪了头发。她会很耐心地听病人们拉家常。牛雅娟说，她希望病人们能够在康复阶段回来倾诉他们的不愉快，主动寻求心理帮助。“这不像是肿瘤，复查五年没事，你就安全了，不用再来了。一般，我建议我的患者每个月来医院一次，和我说说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状况，是不是有一些不好的迹象，有没有不好的苗头？这其实也是对他们自己的一种鼓励。”
医生们的困难在于，他们并不可能无时无刻地、永远地看护在病人身边，而渴求就像一颗潜伏的种子，经年累月地扎根在嗜酒者心里。在A.A.，一个戒酒很多年的会员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去超市的时候看到无醇红酒在降价，随手就买了一瓶。事实上，所谓无醇类的饮料里边也还含有微量的酒精。这位会员几乎是无意识地将这瓶无醇酒带回家放在冰箱里。每天早晨他打开冰箱，看到这瓶酒，都会计划今天把它喝掉，但一直没有采取行动。直到第三天，他又看到那瓶酒，整个人忽然清醒了过来：“我这几天一直在干什么？我为什么把这样一种东西买回来？”“嗜酒者和酒之间这种无法解释的吸引力永远都存在。虽然已经清醒了很多年，但依然会有复饮之前的那种头脑空白，有那种没有办法以我们意志洞察和控制的那些时刻。”
2006年7月29日，美国佐治亚州格雷迪纪念医院里，一名饮酒过量的女孩在接受治疗（视觉中国供图）
自救
医学将成瘾定义为一类慢性、复发性脑部疾病，这能够帮助人们建立对成瘾生物学本质的认识与理解，但似乎与解决这些问题相距甚远。郝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临床精神科大夫，我相信成瘾问题的生物学相关问题，认识到有成瘾问题的人们在成瘾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遗传性、冲动的控制力、对应激与犒赏物质的反应强度，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心理问题等等，我们称之为成瘾的易感性。由于这种易感性，有这种倾向的人‘更需要’成瘾物质，对成瘾物质的反应性更为强烈。一旦成瘾，也更难摆脱成瘾物质的羁绊。如果仅仅这样理解，我们对毒品成瘾结局的判断就非常悲观了。”但是，如果“相信任何生物体都有积极向上的倾向，虽然成瘾者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是由于个体成长的不利环境所致。如果遗传不可改、易感性不好改，那么改变环境以及改变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性应该相对容易些，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对毒品成瘾的结局的判断好像就不那么悲观了”。
2000年，李冰和安定医院药物依赖科医生郭崧一起前往美国考察。那个时候，她正处于悲观之中。1983年大学本科毕业，她第一天值夜班就碰到一个酒精成瘾的病人。“一个外国人，喝酒喝到肝静脉曲张大出血。他喷射性地吐血，我拿一个脸盆给他接着，给我的冲击太大了。后来这个病人死了。”2000年，李冰做博士毕业课题。她到长春一汽的工厂里面做调研，想看看普通工厂里，有多少人会喝酒喝出问题来。结论是，80%的人存在有害饮酒或者严重的酒精依赖。那个时候，李冰已经在临床上工作多年。脱瘾疗法非常成熟，几乎没难点，但她有深刻的挫败感。“从我们这里治疗完出院的病人总会走到复饮的老路上来，有些人继续挣扎，有些人最后喝死了。有的病人反反复复十次二十次地住院。病人一点希望都没有，我对他们不抱什么希望，不知道他们的前途是什么样子。作为医生，在医院里帮他们脱瘾好像就是我们的职责，但我又觉得这不应该是我们治疗的目标。那么目标应该是什么？”
2000年赴美，李冰受到了美国A.A. 嗜酒者互诫协会的邀请。A.A.的创始人比尔·威尔逊（Bill Wilson）和鲍勃·史密斯（Bob Smith）都曾深陷酒精依赖。他们在共同戒酒的过程中体会到，保持滴酒不沾的能力与自己能够给予其他嗜酒者的帮助和鼓励的多少密切相关。于是他们就不停地帮助更多的人戒酒。这就是A.A.的雏形。
李冰在许多成瘾医学教科书里看到了A.A.的介绍，想亲眼看一看。他们走访了美国5个城市的多个A.A.小组，亲历他们的各种活动。最令她震撼的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参加A.A.成立65周年的全球庆祝大会。“庆祝大会在当地一个体育馆举行，来了6万人。大会快结束的时候，全场会员开始报自己停止饮酒的时间。从几个月、几年，最后一直报到了50多年。我听到这些数字太惊奇了，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数字！”在明尼阿波利斯为A.A.举行的狂欢夜里，参会的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会员，沿着布满酒吧的街巷谈笑风生，缓缓而行，却没有哪个参会者为酒所惑而就近畅饮。尽管对这种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依然心存疑问，两位医生还是决定试行一把。
回国以后，李冰告诉她的病人，根据国外的经验，嗜酒者之间的互助比医院的治疗更有效。他们中的一些人组织了起来。那时候没有专门的场所，大家就在病房里面开展活动。“第一个A.A.小组也不知道该怎么活动，该自学什么，我来来回回地给美国的A.A.机构写信，向他们请教。”李冰回忆说，“后来美国方面告诉我，其实当时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已经在组织A.A. 活动，于是我找到他们，请这些老外来一步一步带着我们的病人从头学起。”不久，安定医院也建立了A.A.小组。现在，A.A.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有小组，他们不依附任何组织，自行组织活动，靠会员自发的捐款来支持运行。
以往我多次在美剧里看到过嗜酒者互助组织的情节，在北京，我亲身参加了两次A.A.的活动。规则性是我的第一感受。每场A.A.会议的召开都极为准时。会议主持人控制着读书、发言等固定程序的推进。所有参会者都能严格遵守规则，和我想象中嗜酒者的不羁完全不同。李冰认为，长期的酗酒生活中，嗜酒者习惯于破坏规则，自我行事，学会尊重规则本身就是康复学习的一个部分。
2005年，在北医六院住院的闲航在李冰的建议下第一次参加A.A.小组的会议。这套程序吓了他一跳：“这帮人不是卖药的就是传销的。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但慢慢地，他听这帮人讲自己的事，发现他们和自己一模一样。他听这些人报自己清醒的天数，一个月、一年、三年、五年，有外国会员十几年，他震惊极了。那个时候，他连停酒10天都做不到，“如果能让我明明白白地活上一年，死了我也认了”。那时候，几个人没事，闲航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从中午一直待到晚上。学习完戒酒的书籍，把书一放，大家开始说心里话。扯那些家长里短让他们难过的事。“大家伙就是那样：你难受，我比你还难受，但是我们都不能喝。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知道只要我们这么不喝，早晚可能会好。”
酒精依赖患者多年的酗酒生涯很可能已经将他们原本拥有的亲情、友情损耗殆尽。闲航就是靠着A.A.的抱团取暖熬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2007年的春节是闲航第一个没有酒的春节。他清楚地记得，大年三十，他孤身一人在家里看着春晚，身边只有两桶2.5升的大可乐。12点钟声敲响的时候，突然传来敲门声。他在A.A.小组的助帮人带着爱人来了，带着包好的饺子。“我说去煮点东西一起吃。我打开冰箱，里面只有两根黄瓜，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春节。”第二年闲航到达了真正精神上的最底层。对家人朋友的怨恨、对于复饮的恐惧、对自我的怜悯几种情绪混合在一起绞杀着他。前妻已经不再理会他。姐姐哥哥搬了家也没有告诉他新地址。过去喝酒的朋友一个个都不再出现。偶尔聚在一起，闲航根本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格格不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傻子，只有跟着几个会员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还算是个人。”
哈佛大学教授、精神病专家乔治·范伦特（George E. Vaillant）对于影响戒酒成功因素的长期随访研究显示，有4个因素与戒酒和保持操守密切相关：1～2种对付成瘾的替代方法；随时提醒因酒中毒而导致的不良后果；为依赖者建立戒酒成功的希望和自信；社会支持和获得关爱。他认为，A.A.基本具备了这四个要素。
在A.A.，每个发言者在发言之前都要做自我介绍，他们无需透露自己的真名，但必须说一句“我是一个酒鬼（嗜酒者）”，不断提醒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随时可能复发的危险。酒精依赖者的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无论是倾听别人在酗酒时的痛苦经历和戒酒的历程，还是叙述自己这些经历，都是对自己随时的提醒和鼓励。
戒酒14年，闲航已经完成和家人的和解，重新建立家庭，并拥有一份持续十余年的工作。看起来，他已经完全和“酒鬼”搭不上边，但他仍在承担组织小组活动的工作。在小组中，不乏这样的老资格会员。戒酒者在不同的阶段都面临不同的问题。他们的经验对于新人来说至关重要。在我参加的一场活动里，戒酒7年的安宁讲述了她在戒酒之后如何面对内心的极度失落，重新找回自身价值感的故事。在接下来的自由发言时间里，一位年轻女会员抢着第一个发言。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做，这段时间她总是躺在家里没有动力去做任何事情，自我怀疑到了极点。“今天的分享就好像是救了我一命，因为这几天我真的不知道往下要怎么过。”“不管怎么说，你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你在做什么？在用毒药不停地毒害自己。终有一杯酒喝下去，彻底傻了，或者彻底死了。现在你至少停了下来。”另一位老会员很快提醒道，“我们每个人状况不一样，该吃药就得吃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共病。我刚来的时候，有一个阶段就是觉得不应该吃药：为什么别人都没吃？可是想想不对。说你是毅力问题你不爱听，说你是病你又排斥吃药，这是什么病？”
李冰说，行医这些年，她成功“治愈”的酒精依赖病人几乎都在A.A.小组里。A.A.并不是一种完美的做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形式，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漫长的岁月中坚持这几乎是日复一日的修行。小组里的老成员说，20年，A.A.能留下的人并不多。“我们这个小组，来来去去的人太多了。”闲航说，“我想让大家知道，复饮不可怕，只要你还能从头再来，一切都还有希望。”
（本文中出现的A.A.嗜酒者互诫协会会员及心理咨询师牧歌均为化名）